專訪人類學家蕭鳳霞：把中國作為歷程
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類學家”，常常想要挑戰既有研究范式，在碑林、族譜、祠堂和村民的訴說中，尋找歷史與當下重疊的暗影，揭開掩藏在日常背后權力的呢喃低音。
“人家常常問我，你做了幾十年南中國的研究，為什么你現在跑到中東和非洲去了。我說沒問題的，對我來講中國不是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一個過程，哪些過程最有意思、最有需要研究的地方，我就去哪兒。”
“人類學最要緊的就是培養同理心，了解和尊重他人……別讓界限定義你，應由你自己定義你的界限。這些都是讓我們可以被稱為人的最大公約數，可以達到這個境界的話，你的學術就有了普遍的感染力，這也是我從文學中悟得的道理。”
責任編輯：李慕琰
視頻接通時，蕭鳳霞教授正坐在辦公室書桌前，微微傾身，低頭調整電腦的音響設備。
她穿一件白色針織衫，短發齊耳。有人曾開玩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科大衛和蕭鳳霞說普通話。”采訪這天，將近三個小時，蕭鳳霞始終用普通話作答。她時而微笑，說話輕聲細語。
蕭鳳霞是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任該校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是當代最杰出的華人人類學學者之一。她1950年出生于香港，1960年代末負笈美國，本科畢業于卡爾頓學院，在斯坦福大學取得東亞系碩士和人類學博士學位，師從人類學名家施堅雅。
蕭鳳霞是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任該校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是當代最杰出的華人人類學學者之一。2022年7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書《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這是蕭鳳霞第一部中譯本作品，內容涵蓋這位國際知名的香港學者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南中國的田野調查和智思之旅。
蕭鳳霞1950年生于香港一個商人家庭，祖籍番禺。祖父曾在廣州經商，后遷至香港，蕭鳳霞自幼便目睹穿梭往來于家中的廣東、香港和外國商人。她1960年代末負笈美國，本科畢業于卡爾頓學院，在斯坦福大學取得東亞系碩士和人類學博士學位，師從以“市場體系理論”和“宏觀區域理論”深刻影響中國研究的人類學名家施堅雅。
作為1970年代最早在中國大陸從事嚴肅田野研究的學者，蕭鳳霞與科大衛、陳春聲、劉志偉等人被視為明清史、區域社會史和歷史人類學領域華南學派的開創者和領軍人物。
作為1970年代最早在中國大陸從事嚴肅田野研究的學者，蕭鳳霞與科大衛、陳春聲、劉志偉等人被視為明清史、區域社會史和歷史人類學領域“華南學派”的開創者和領軍人物。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類學家”，常常想要挑戰既有研究范式，在碑林、族譜、祠堂和村民的訴說中，尋找歷史與當下重疊的暗影，揭開掩藏在日常背后權力的呢喃低音。
四十余年來，她的田野地點從新會、中山、小欖、廣州……發展到今天的印度洋、中東和非洲，步履不停。此外，她又對教育界貢獻頗多，曾受邀出任歐洲、亞洲和香港多個學術撥款委員會成員；2001年于香港大學創建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推動跨學科、跨地域研究課題。
四十余年來，蕭鳳霞的田野地點從新會、中山、小欖、廣州發展到今天的印度洋、中東和非洲，步履不停。圖為2011年在廣州的田野。
著有《弱者的武器》《逃避統治的藝術》的美國當代著名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是蕭鳳霞在耶魯大學的同事。1980年代，他們曾同在一個供同事參與的讀書組中，“起初是想借此機會把堆積案頭又未讀的書啃掉”，蕭鳳霞寫道。
在這個維持近十年的共同體中，他們同人類學的威廉·凱利（William Kelly）,社會學的戴慧思（Deborah Davis）以及美國研究、法國史、莎士比亞文學的研究者一起進行跨學科對話和閱讀，讀書組成員關系密切。在本該專注于民族志寫作時，蕭鳳霞轉去編了兩冊關于文學和歷史的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耶魯的終身教職制度，“斯科特在他的一本書里也宣稱，如果他誤入歧途，那我們肯定是跟他一伙的！”但這種閱讀的探險，孕育出耶魯日后的農業社會研究課程（Agrarian Studies）, 也為她日后進行跨學科研究埋下種子。
詹姆斯·斯科特評價《踏跡尋中》時說：“（蕭鳳霞）高明地糅合了民族志、社會結構和文化展演的線索，以其湛深學養展示了豐碩的學術成果，清晰闡明如何援用文化、權力和歷史，為華南提供嶄新且令人信服的理解。”
反思人類學研究的種子
清晨的辦公室陽光明媚，白色的窗框外，一棵大樹身軀舒展，有星星點點的綠葉。蕭鳳霞從香港休假一年后回到耶魯上課，她已經三年沒去華南進行田野調查。“很多大灣區的（田野）項目都停下來了，因為新冠的問題，沒辦法跑來跑去。”
第一次到廣東“跑”田野還是四十多年前。1977年4月，應廣東地方政府邀請，蕭鳳霞同另外九位來自香港的大學教師來到珠三角農村考察。在火紅的1970年代，蕭鳳霞騙導師施堅雅說，“要到廣東研究農村的工業化”——實際上卻一心奔往華南“找革命”。然而，當她踏進這片土地，看見的卻是一片貧窮凋敝的鄉村。此后幾十年，她不斷反問自己，為什么我如此盲目？反思人類學研究的種子從此埋下。
將中國視為一種過程，而非一個地方，尤其關注事物的“結構過程”，是蕭鳳霞研究的基調。她在幾十年間持續深化人類學和歷史學的韋伯式轉向，亦在1980年代末完成社會科學思考的大轉變——她關注個體在結構中的“共謀”行為，“結構化”與“人的能動性”二者是一個充滿張弛的動態過程，“從1970年代非常馬克思的觀念，變成一個非常福柯的觀念，權力關系是辯證的、互動的，每個人一起做出來的，不是壓迫和反抗這么簡單”。
她在《中國作為歷程》一文進一步點明了這種思考的變化：“透過一個區域建構的民族志遭遇，旨在挑戰我早年受教育、支配20世紀社會科學那些靜態、實證的二分法范疇……文化、社會、國家整體、人口、地方等，并不是天生就有、早就存在、不能逾越的實體。相反，它們是由充滿經濟利益和權力驅動的人的行動及其道德想象而建構的。然而，這些實體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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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胡曉
